邓小平为何成为江青的“眼中钉”？

作者：叶永烈

核心提示：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，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“周恩来”，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“激流”。于是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，又构成新的冲突：一方是邓小平，另一方是江青——江青联合了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。邓小平成了江青的“眼中钉”！

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，邓小平重新崛起，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，成了“周恩来第二”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。

邓小平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，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。

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，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。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，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。

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，1973年12月12日，毛泽东批评：“政治局不议政，军委不议军、不议政！” （注：《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》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。）

毛泽东提出，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、政治局委员。毛泽东说：“邓小平是回政治局——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。这次，是政治局请他回来，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。”

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，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、支持。

于是，12月22日，中共中央发出通知：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，中央决定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，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；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，参加军委领导工作。

这样，邓小平复出后，迈上了第二个台阶：由国务院副总理，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。在党、政、军三方面，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。

1974 年4月10日，穿着中山装、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，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。面对各国的代表，邓小平侃侃而论毛泽东关于划分“三个世界”的见解。这是邓小平自从被“文革”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，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。

外电纷纷预测：“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，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，中国未来的总理。”

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，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。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，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。显然，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，周恩来就是总理。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，是“第一副总理”。因为“第一副总理”有双重意义：第一，现在总理正病重，“第一副总理”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；第二，一旦周恩来故去，“第一副总理”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。

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，设立“第一副总理”。毛泽东呢，也觉得需要设立“第一副总理。不论周恩来，还是毛泽东，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，同为副总理，平起平坐，倘不明确谁“第一”，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。

此前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，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。

这样，毛泽东在写了那封“不见还好些”的信后第七天——1974年3月27日，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：

江青：

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，你不要反对为好，小心谨慎，不要反对我的意见。

毛泽东3月27日

见了毛泽东此信，江青不得不收敛了。

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。他陪同周恩来，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。毛泽东会见外宾，邓小平也总是在侧。

周恩来住院之后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，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，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，形成新的党、政、军“三足鼎立”的局面。

不过，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，职务高于邓小平，可是论政治经验、工作能力、理论水平，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？

另外，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。匈牙利记者巴拉奇·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“敢于发表意见，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”；“邓小平不是周恩来，他的作风不同。周恩来注意策略，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，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。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，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。”

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。当年，在勤工俭学时，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。半个世纪的友谊，彼此亲密无间。正因为这样，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·法拉奇的提问时说：“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工作的人。……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。” （注：《邓小平文选（1975~1982）》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307页。）

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，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“周恩来”，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“激流”。于是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，又构成新的冲突：一方是邓小平，另一方是江青——江青联合了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。

邓小平成了江青的“眼中钉”！

本文摘自：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，作者：叶永烈，出版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邓小平二度复出后，江青不高兴

作者 杨银禄

尽管口头上赞成相关决定，江青对邓小平在1973年的复出心怀不满。

1972年8月22日，江青抵达广州，准备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长谈。

此间，有一天，江青在与维特克谈话前，叫我到她的办公室，说：“小杨，你看看这份文件。”我拿在手上一看，文件上有毛主席的批示。当时江青坐在沙发上，我站在她旁边，她觉得很别扭，于是接着说：“小杨，主席的批示比较长，你要是仔细看，看的时间就长，你站在那儿，我紧张得受不了啊。”她拍着旁边的沙发：“你坐那儿看好不好？”

我坐下仔细一看，是8月3日邓小平致毛泽东的一封信，信中批判了林彪。14日，毛泽东在信上写了一段批语：“请总理阅后，交汪主任（汪东兴）印发中央各同志。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。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。（一）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，即邓、毛、谢、古四个罪人之一，是所谓毛派的头子……（二）他没历史问题。即没有投降过敌人。（三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，有战功。……进城以后，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作的，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，他没有屈服于苏修。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，现在再讲一遍。”

我转过身去：“江青同志，我看完了。”

只听她严肃地说：“我今天违反了保密纪律，叫你看了这样重要的文件。让你看，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主席批示的看法，你说说。”

“我看了还没消化，不敢说，怕说错了。我想听听江青同志的意见。”

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你听我说，还叫你看什么？你说！说错了没有关系，不会定你什么罪，大胆说，不要有任何顾虑，你说吧。”

我自知没法继续推却，道：“第一，从主席的批示上看，邓小平同志（邓小平被打倒以后，就从未称呼他同志，主席在此次批示上称呼他同志了，我也随即称他为同志）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，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。第二，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是肯定的。就这两点看法。”

江青接着问：“你估计今后如何对待邓呢？”

我想，这可能是江青叫我看文件的主要目的，大胆地说：“可能主席准备要解放他，起用他吧。”

对方答道：“你分析得有一定道理，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预测性。我看主席已经下定了决心，要重新使用他了，主席下了决心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只有服从，下级服从上级嘛。我是主席的学生，学生听老师的，拥护和执行老师的决定。我相信主席的决定总是英明的。”

1973年3月10日，中央做出《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》。

我记得，江青看完这份文件后，特别提到：“看来你在广州跟我讲的‘主席要起用邓小平’的话是对的，你看这不是开始起用了嘛，官复原职呀！以后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呢？！我了解主席，疑则不用，用则不疑，主席将来很有可能叫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。因为总理的身体不太好了。无论怎么使用，我还是拥护主席的决定。”

然而，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并恢复了副总理职务后，江青并不高兴，显得烦躁不安。

有一天，江青把邓小平叫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，既没有请他到办公室，又没有请他到客厅去谈话，而是叫他在门厅，又没有说叫他坐下。江青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邓小平站在她面前，静静地听着。江青说：“邓小平同志，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，主席对犯了错误的人坚持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方针。主席对你宽宏大量，不计前嫌，把你与刘少奇严格加以区别，叫你重新出来工作，并把你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上，你应该感谢主席，你要一边工作一边改正错误。人不怕犯错误，就怕不改，改了就好。”